何怀宏：重读《鼠疫》，我们不能白白经历一场灾难

我们不能白白经历一场灾难

——加缪《鼠疫》深度剖析

 文丨何怀宏

加缪不认为人总是能弄清这些灾难的来龙去脉，找到万应灵方。但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还是要诚实面对，奋起抗击。这不是去追求什么英雄主义和想做一个圣人，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如果能够在边缘处境中诚实面对和奋起抗击，仍旧坚守基本的义务和同情心，这也就是英雄了。

△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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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写法

法国思想家、作家加缪（Camus, 1913-1960）1947年出版的小说《鼠疫》是以第三人称写的，但里面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最后承认他其实就是作者，而他也用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塔朗死后留下的笔记。

第三人称的写作有助于叙述人与其中人物保持某种距离，保持某种客观性和全景视角。回顾性的评论或总结性的话语也可以在其中出现，包括一般的分析疫情和人们的心理。《鼠疫》自然也是一种回顾，但我们最后明白，这却是一个亲历者，而且是投入过斗争的亲历者的回顾，似乎客观的视角后面却隐藏着一个主观视角——作者是努力遵守了这一点的，它几乎围绕着里厄的视角展开，几乎可以说是“一镜到底”。不足之处则借用了塔鲁的视角，比如说他自己的相貌。这种杂糅的写法或许可以同时保持某种中立性和切近性。

这也可说是一种“双重作者”，开始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叙事人、一个可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事后的记录者。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作者其实就是主人公本人，是一位介入了其中的当事人。

而他最后亮出身份也是要说明：对于过去了的这场灾难，我们有必要把它写下来，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最后胜利的编年史，而是显示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什么；也是要告诉人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应该记住什么，知道人内心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要比应该唾弃的东西要多。否则，我们就可能是白白的经历这一场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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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事件

这次鼠疫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一个靠海的省会城市阿赫兰。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或者我们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城市，人们辛苦工作所追求的主要就是挣钱发财，但也不是不择手段、以其为唯一目标的挣钱，而还是基本守法的挣钱；人们也充分享受生命的快乐，但也不很过分或疯狂。

这不是天使之城，也非罪恶之城，而就是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一个现代商业城市，虽然它也缺乏想象力，有些平庸乏味。政治和法律不是说多么优良，但似乎也并没有很多腐败，小说中甚至没有怎么涉及到政治。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城市，一个治理得中等乃至偏上水平的城市，即便在鼠疫期间，还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军队和警察在照常维持秩序，交通和隔离都在比较正常的进行，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混乱和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

至于其他的背景大都被虚化了，比如这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地方与中央、该国与外国的关系，当然，这也可以说正是要突出一个被封锁的城市——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类境况。

瘟疫期间，城内的人们也感受到城外人的关怀和鼓励，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无线电波和报纸送了许多表示怜悯和赞扬的言论，但当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时，他们还是感到心烦。

毕竟，城外的人们还是“太远了”，他们与城内的人们之间存在隔膜，无法真正分担真实的痛苦。

鼠疫在这座城里是在四月开始发现并封城，到第二年的二月打开城门，历时十个月之久。在这个20万人的城市里，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有每周数百人的死亡。

这是一个瘟疫的故事，也是一座被隔绝的城市的故事。奇怪的是，市内交通乃至市井娱乐活动似乎还是照常进行。书中也没有太多提到物质的匮乏及其灾难性影响——比如哄抢和争斗之类，而是更注意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在抵抗鼠疫一线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虑（而且更多的是描写个人的正面行为）。

瘟疫和战争不同，它主要是来自自然的灾难，也非两军对峙。但又和一些其他的自然灾难比如地震、火山爆发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持续折磨人的；它也是传染性的，这对人与人的关系就构成一个严重的考验。城内外没有敌人，但所有其他的人却又都是潜在的威胁者、危险者。

它看来是暴起的但却缓退的，这也特别考验人们的应变能力、意志和忍耐力。它也不止是影响一个城市的一部分人，而是裹挟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它不像其他灾难一样能有明显的缓冲地带、安全地带。

它也具有最多的、反复出现的偶然性，因而也就有了一种广泛的平等性——最后，不管你客观上是否贵贱富贫，是否身体强壮，甚至也不管你主观上是否勇敢，是敢于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恐惧还是不恐惧，死神都可能找上你。防范当然也是起作用的，但你还是不很明白死神的骰子究竟掷向哪里。以前曾有过一次瘟疫，唯一的一个幸存者是一个每天和病死者打交道的洗尸者。

总之，可以说瘟疫是人性的一个测试，而且是比较重复持久的一个测试；它也是人的精神能力的一种激发和调动，甚至是人们原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的巨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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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情境

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很典型，甚至可以说稍有点概念化，没有真实生活中的那么多的复杂性，但他们还是朴素的，不夸张的，我们也可以借此更好的分析作者试图在其中表达的思想观念。

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里厄医生：他贫困出身，是贫困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包括不相信那些乌托邦的宏大理念。

他很淡定，坚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面看来很冷淡，甚至有一种感情的麻木，但如此也才能支撑他在疫期中每天的繁重工作。

他也不去多想，不去悲哀，全力地投入救援工作——虽然几乎都是无法起死回生的工作。这样做的还有他的许多同伴，那位研究血清的医生，那些坚守岗位的医生。

塔鲁：他是一个不知怎么来到这个城市居住的外地人，他是富裕家庭出身，父亲是检察官，而他正是在一次看到父亲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反对死刑，他无法忍受人为的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大概就是他的信仰。

他尤其愤恨的是一些高调的理论给出所谓的“理由”，让许多人同意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他认为，人应该精神高度集中，努力不走神，不受这样的理论蛊惑。当然，他也不愿人在自然灾难中丧生。

他大概可以说是一个生命至上主义者。他在鼠疫中组织了一个志愿队，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却在鼠疫最后要退走的时候感染死去。

格朗：多年的小公务员，甚至只能说是一个“临时工”。他就是那种常常被欺负的“听话的人”，但也是一个历经磨难仍旧保留美好感情的人——比如对他初恋爱人的感情。他在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处的工作中也总是尽职尽责、默默奉献。

他还总在偷偷写作，但不断修改开头，无法完稿，这可能是由于过于追求完美，也可能是由于还是缺乏表达的天才，他觉得自己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纸上，都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

他是世俗成功人士的反面，但他有一个自己充实的精神世界，有自己对美和善的不懈渴望。

朗贝尔：他只是一个临时来到这个城市的外地人，突然封城了却不能离开，所以，他最感到委屈和命运的不公。而且，在巴黎还正有一位挚爱和等待他的恋人。他也无比的热爱她。

他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所以，他多次想方设法的逃离这座城市，但一边也还同时参加了志愿队。但在屡经波折和磨难之后，在他终于有机会逃离的时候，却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

他发现自己虽然是个外地人，但实际已经被卷入了鼠疫，卷入了这一“突然的情境”。这样，他也就成为一个“本地人”了。

帕纳鲁神甫：他希望这次灾难能够警醒世人，能够让人们重新皈依上帝。他对斤斤于利的现代商业和信仰日益淡薄的现代功利人肯定是不满意的。

但是，他在瘟疫中的两次布道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第一次布道是慷慨激昂的，认为这是上帝对邪恶的惩罚，是要人们反省和痛悔；第二次布道他却有了一些犹豫，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许多无辜者乃至纯洁者（比如孩子）的死去。

他也参加了志愿队的工作，并强调要做那个“绝不逃离的修士”。但他最后的去世却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种激烈的内心斗争中离去的。他痛苦的思考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神甫是不是还要求医问药？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信爱上帝，那么我们能够去恨上帝吗？

法官奥东：法官两次来到隔离场所，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病人被隔离，他认为一切都应“照章办事”，第二次则是在脱险之后，他返回隔离所做一个志愿者。

他的幼小的儿子却没有得救，而且死去的时候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这种孩子的痛苦以及给其亲人和目睹者带来的痛苦相比，其他的人间困苦可能就不算什么了。

这种痛苦唤起最深沉的怜悯，但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一样，目睹和感受这种痛苦也可能是对上帝怀疑的开始。

科塔尔：这大概是书中几乎唯一的反面人物了。他可能是逃匿的一个罪犯，在鼠疫还没有明显爆发的时候甚至还试图自杀，但在被格朗救下来之后，在鼠疫爆发之后反而有滋有味的活下来了，而且变得非常的“活跃”，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因为原来他感觉只是他一个人处在灾难之中，处在被追捕的状态中，而在鼠疫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被灾难追捕的状态。

于是，在鼠疫结束之后，他反而又变得沮丧了：怎么鼠疫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他因为他过去的罪行而重新被追问，他开枪射击街上的人们。但小说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谴责，里厄等人也只是说他“疯了”。

这是一个患有“心灵鼠疫”的人，他不在乎人们生命的失去，而只信奉大鱼吃小鱼的丛林规则。但更多的人犯错乃至犯罪并不是因为本性邪恶，而是因为偏见和愚蠢。

作者没有写到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的雅典瘟疫的情景：本来足够优秀的雅典人在瘟疫中也变得情绪狂乱和行为不检了。我们也许可以说，修昔底德所写的雅典瘟疫中的人们的反应和行为可能是过于负面了，而加缪所写的阿赫尔城瘟疫中的人们的行为和反应则是过于正面了。

两者都有可能不完全真实的地方，但这也许是和他们的写作目的不同有关：修昔底德说他只是想写出瘟疫的“症状”和群体反应，而加缪则可能还想表达出人们、尤其是个人对瘟疫的应有态度。

加缪想表达的一个主要思想看来是：人们不必追求做英雄圣贤，但在面对不可回避的灾难的时候却必须挺身而出，奋起抗击。哪怕最后取得的胜利依然非常可疑，是人战胜了瘟疫，还是瘟疫筋疲力尽最后自己退走了？作者可能还是更相信后者。

他不认为人总是能弄清这些灾难的来龙去脉，找到万应灵方。但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还是要诚实面对，奋起抗击。这不是去追求什么英雄主义和想做一个圣人，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如果能够在边缘处境中诚实面对和奋起抗击，仍旧坚守基本的义务和同情心，这也就是英雄了。“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也就是圣人了”，里厄医生说他就是不习惯眼睁睁的看着人们死去。

所谓诚实面对，也就是不虚伪，不掩盖事实，不欺瞒自己和他人；而抗击也就主要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已经被卷入的“本地人”对同胞的责任，这也就是职责所系。

一种责任是你正好在社会上从事这一职业，比如作为一个医生，你就要治病救人。而且，你也不能看着同事奋力而你躲闪逃避啊，尤其是在同事为之殉职的时候，就像战争中的战友，这里又有一种职业内部的伦理。

还一种比较普遍的责任就是对同类、对生命及其痛苦的同情心，也就是说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成员，就都要考虑的了。

如果说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还是在追求什么的话，那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你不能对你的同类坐而不管，视而不救而觉得安心。

这样的援手和救助生发自人类本有和普具的同情心。里厄医生想到：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永远想望，且有时还能得到的话，那也就是人间的真情了。

作者怀疑人们是否一定要去追求各种名目的高尚理想，无论那是英雄圣贤，爱情至上还是上帝的惩罚与拯救。他甚至认为过分重视或一味褒扬高尚无私的行为，反而可能造成灾难和邪恶的蔓延，因为能够做到那种高尚无私行为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而依据基本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的行为却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塔鲁说他的道德观其实首先是“理解”。里厄医生也并不反对朗贝尔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要追求英雄主义，他更不要求别人都去奉献牺牲。不过作者倒也并不反对追求英雄主义，真诚自愿的如此追求的人也很值得敬佩，但他认为这种追求的地位还是次要的。

作者也不想庆祝最后的胜利，只要人没有死光，最后都可以说是“战胜”。人能赢得的其实只有记忆。他写下这些只是希望人们记住，记住这发生过的一切，最好还有经过反思沉淀的一切。

鼠疫过去了，许多人死难了，甚至在它临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几个最优秀的人。塔鲁死去了，格朗差点死去。接触病人最多的里厄医生倒是一直没有感染生病，但他在城外养病的妻子则死去了。瘟疫不仅决定着城内人的生死，也影响着城外与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他们关联的人们。

作者并不想过多的赞颂人们的高尚、伟大，也不想赞颂人的能力，他承认，瘟疫中的许多死亡和偶然的生还是任何科学都无从解释清楚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给偶然的生还提供机会。

死者已逝，生者还要努力活下去，但是也要努力记住。里厄医生最后在倾听城里人们的欢呼声中想到：鼠疫杆菌并没有死绝，也许有一天，它会再次来临给人们以教训。这一来临大致就是人又变得傲慢或失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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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还主要是在一个西方的精神文化传统中观察、描述和思考这一事件的。但他还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在一个失去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世界上，我们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应对突然的灾难？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不朽和永恒记忆的世界上，道德行为的根基何在？

人是否还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圣徒，或者只是考虑如何做一个好人？做这种好人，是否仅仅凭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伦理就够了？个人是否还需要有一种、或社会上还需要多种强大精神信仰力量的支持乃至引领？有没有必要用某种世俗的崇高理想来替代上帝？等等。

对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初步答案的。他看来是努力想走出一条失去上帝但也要努力成就道德，不求做一个圣徒但也要做一个好人的道路。

对基本义务和后面的至高信仰的关系还有必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我这里只是想提请注意书中一个并不引人注目、评论者也很少谈到的形象，那就是里厄医生的母亲。

瘟疫要爆发之际，正好里厄的妻子因为生重病要到外地疗养，于是母亲过来照顾他的生活。里厄在整个瘟疫期间经常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如果没有他母亲的悉心照顾，很难说里厄能够支持下来。

但比生活的照顾更重要的，还是母亲对他精神的影响和支持。他总是能够感到母亲对他的深爱和心疼，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语言的交流，甚至他对母亲的关爱也常常有些习惯性的麻木。但是只要看到她安静的形象，他就能得到力量和抚慰。

作者没有明说里厄的母亲的信仰，但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内心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却又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人。她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

他的母亲并不像帕纳鲁神甫那样大声疾呼上帝，也不谴责众人。她能直接影响到的人也非常有限，但每一个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她安静的、关怀的形象得到巨大的安慰。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充满和善。她绝不惊恐，她说：“这类事情总是有的。”“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医生觉得，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好像很容易解决似的。

塔鲁后来住到里厄医生家，也深深感受到了她的关怀，在他病痛期间，也是她在悉心照料。塔鲁的笔记里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具有的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她讲话时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当然还有她那纯朴善良的品质。

塔鲁写道：对他来说，她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这样的人并不少。塔鲁说他的母亲也是这样。朗贝尔遇到的西班牙老太太也是如此。

她们持一种朴素的信仰，但也朴素的将这种信仰贯穿于自己的生活。塔鲁还写到里厄母亲对一扇临街窗户的偏爱：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安稳的放着，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到暮色苍茫，乃至天色完全黑暗。她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加缪并不苛责人性的弱点，他温柔地理解个体的困境，每个人身上的妥协与软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绝大部分人能做出简单的善恶判断，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在判断下做出实际的行动。更少数的人愿意承担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面对充满荒诞的现实世界，加缪的作品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精神食粮。加缪的作品始终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出发，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性，但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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